你的当前位置: 首页 > 教育培训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宣城的传播、特点及其影响

时间:2018-01-05 来源:安徽之窗

微信版第204期

明代中后期心学

在宣城的撒布、特点及其影响

夏建圩

宣城理学(心学)是指明中后期在宣城兴起讲求王阳明“亲信”之学的民俗,因府县等处所官员的大举推动,加上以宣城籍为主体处所官绅的孜孜提倡,参加讲会者人数众多,成为江南撒播“王学”的主要场合,垂垂形成具有处所特色的儒学派别。直至清初,宣城讲学之风依旧未泯灭。心学在宣城的撒播对宣城地区文化的形成与成长发生了庞大影响。

邹守益(号东廓,1512年进士)明正德老年师从王阳明,1524年邹守益被贬为广德州判官,公务空闲宣讲“知己”之学,是时“四方响应,门生日众,则为之辟私塾于学宫之后(即复初黉舍)”,他“孜孜以文成‘知己’之旨开示来学,声教暨于临封,兴起者颇众”。 其间,王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钱德洪(续山)、王艮(心斋)等都先其后复初书院主讲。 同时宣城诸生戚兖、贡安国、梅守德、沈宠等先后与邹东廓、王畿、钱德洪、王艮等有过师从关联,跟随他们从事讲学运动。

邹守益像

嘉靖二十七年(1548),宁国府泾县水西讲会正式创设,知府刘起宗延聘王畿、钱德洪为主讲,邹守益等亦来讲会,宣城诸生戚兖、贡安国、梅守德、沈宠等追随,听讲诸生常在三百余人,以至僧舍容纳不下。水西讲会每年进行两次,春季自三月朔日起至晦日止,秋季自九月望日起至下月初五日止。 “钱、王两公更迭来往,学士荐绅云集,弦歌洋洋,由是水西之学名世界”。

罗汝芳(近溪)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任宁国府知府,积极发起讲学,宣城讲学渐渐达到高峰。宣城是“江南文学礼义之邦”,“士医生多崇谦和,敦实行,以清风耿介砥砺末俗”,自从王畿、邹守益等心学大家在境内尤其在水西缔会,“三十余年士人景附”,“跋伊洛之风,绵邹鲁之续矣”,罗汝芳上任未几将泾县水西精舍扩建为书院,并在宝圣寺的左面增建退省所,

罗汝芳像

在任期间,他曾数次从宣城亲临泾县水西讲会,与宣城籍学者贡安国、沈宠,以及承平县的周怡泾县的查铎、翟台、萧良幹等人“谈说古今性命之学”,“其间一禀于钱塘矫捷教条,诸士蒸蒸然向学,何其盛哉”,水西讲会在南中一带的阳明讲会中颇具代表性。除了撑持宁国府属县讲学外,罗汝芳还在宣城城内大举提倡讲会。1563年罗汝芳与提学御史耿定向在城内景德寺后陵阳第三峰建立志学学堂,中央为大堂,后为会将堂各五楹,摆布号舍四十楹,置田二百余亩,府前地租一十四两有奇,作为供祀及会资。此间,宣城县县令姜台在志学学堂西、缯绸司右建造了宛陵精舍,精舍北为致道堂,中央为咏归亭,南为观复楼,西为号舍。志学学堂与宛陵精舍成为宣城讲学壮盛时期的中心,罗汝芳请于巡抚、督学、巡按三台,移文发征租作为讲会供给及王阳明祠祀之需,岁以诸生二人司其出纳,登籍稽复,生员郭忠贞、吴箕、胡希瑗、王点等人先后出任会长司出纳。罗汝芳除亲自讲学外,还请致仕乡居的贡安国、梅守德、沈宠三人主讲志学学堂,时称三报酬“志学三先生”,宣城讲学民俗迅速成长,其范围庞大,慕名远来游学者常数百人。

在官府与处所的积极合营倡始下,宁国府讲学之风由水西挪动至宣城。王畿说:“近溪罗侯之守宣也。甲子(1564)春暮,予以常期赴会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长幼千余人,聚于至善堂中。”千人参加听讲,虽有些夸大,但的确反应了宣城讲学的空前兴盛的景象。可见,宣城理学的发起者为邹守益(东廓),后在罗汝芳(近溪)担当宁国府知府时代,使宣城讲学之风达到顶点,其主旨教授王阳明“良知”之学。清初宣城人施闰章对此总结说:“敝邑理学薪传滥觞与东廓过化,而承流于盱江作郡,大约皆沿习‘良知’之旨”。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召毁学校,志学学堂故址或成为民舍,或改为官园;宛陵精舍改为理刑公署,其田产经费移作他用,宣城讲学运动遭创颇深,加上贡安国、梅守德、沈宠等学者于此前不久陆续谢世,他们的儿女或对付讲学内容有求全谴责或热衷于科举,并没有陆续长辈的讲学精神,讲学一度默默。

至万历中期,宣城出现了以祁门贡生陈履祥(九龙)为首,施宏猷(施闰章祖父)和汪有源(惟清)为左右手的平民讲学者活动的身影,施闰章其后追念道:“九龙教师初来宛陵,从游才数辈,先大父一委贽,提倡契引,一时至八百余人,师长倚大父为摆布手”,陈九龙在宣城讲学重现此前的盛况多倚靠施宏猷积极发起,并为“陈门第一高第”,施氏与宣城本地的章氏、徐氏、杨氏、刘氏等家族都有着世交,在施宏猷的带动下,各家族纷纷投入陈九龙门下。

施宏猷的儿子施誉在章氏的宗谱序言中说,“时宛陵正学几晦,三公(章孔辅、伯辅、仲辅三兄弟)倡始义举,建馆延陈先生于家,暂且从游者皆宛名流”,故施宏猷和汪有源有“陈门曾颜”之称,曾在郡之西关建同仁会馆,集六邑及南都十四郡大会,究查人命之理,实践于躬行。查阅地方史志资料及文集,陈九龙在宣城的学生中有姓名可考还有:孙经、孙纬兄弟;王念祖、王之皞;沈寿昌;张嗣达;杨儒、杨伋兄弟;章孔辅、章伯辅、章仲辅三兄弟,章榜、章孔坚父子;刘希向、刘希道、刘希禹三兄弟,刘朝靖,刘元升;徐蒋山、徐禹言、徐圣功祖孙三代,徐昆鲁、徐化之、徐君政;马楚石(施闰章外公);齐瀛等。 陈九龙弟子中多父子兄弟,章氏三兄弟“一师三弟,授受精湛”。

陈履祥除了在城内同仁会馆讲学外,另一处场所为宣城狸桥云山,陈九龙在《维风会记》中说:“云山,宣城最胜地也。余自金陵来倡道于兹,至则蒋山徐兄首诣,一谈而欢洽,后子若侄源源而来,遂与之立云山文会,岁一举取善乡曲。” 徐蒋山为明代狸桥徐氏宗族的儒生,万历二十六年(1598),徐蒋山邀请九龙教师来云山讲学,辛丑(1601)秋,创设了云山文会,名“维风会”。陈九龙与施宏猷等常至云山寺讲学。

狸桥镇全景

狸桥地区的各富家儒生均纷纷至云山寺修业,陈九龙在刘氏宗谱序中写道:“余以孔圣之学,建旗鼓于云山八百聿,从刘氏诸子希向、希道、希禹,首相皈依回喟,参唯由果赐达,将不有树声其时,传芳昆裔”。其他富家宗谱中可见记载。清初施闰章在章氏宗谱序中说:“来往讲学,章氏聚族瞻听,蒸蒸然多善类,且自宛陵推螺川有邹鲁风”。在处所宗族的到场下,云山讲学郁勃一时。但明末讲学之风已经衰落,施闰章在追忆其祖父施宏猷追随陈九龙讲学景遇,“万历乙酉(1609)大父疾剧,……来岁(陈九龙)教师北上道病,所草《正学疏》未及上捐馆毂下矣,”可见陈九龙约在1610年在首都去世,之后宣城讲学又陷入低谷。

清初,浩瀚学者质疑心学的空疏,宣城讲学活动再次鸣金收兵。施闰章仍以振兴理学家风自期,他几回显示,“吾家以理学孝友三传而皆困于诸生,吾忝一第,抗颜称师,敢负吾君以负吾祖、父乎?” 施闰章官吏期间期间尤其在江西,积极从事重建明代讲学书院、恢复将会、再举祠祀等事情。 但跟着“朴学”鼓起,宣城讲学逐步陵夷,退出历史舞台。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宣城撒布有如下几个特点:

1. 其建议及鞭策者,大多是有着仕宦履历的官吏与处所学者。一方面,他们在宣城一带使用官职的行政力量,修筑教室,“士贫不能学者,大约依此中诵习”;另一方面,处所学者阐扬自身的影响作用,向导自家子弟及六邑诸生参与讲会,在两股气力的合营推动下,使宣城讲学成长敏捷,并到达鼎盛。来去宣城讲学的外籍学者都是进士出身,其中邹守益为1511年进士、罗汝芳为1523年进士、钱德洪是1532年进士、王畿是1533年进士;他们大多在江南一带任过官,并且都曾经在皖南一带长久赴会讲学,邹守益终生在“越之矫捷、闽之武夷、徽之齐云、宁之水西”等地讲学;王畿罢官后,来往皖、浙江、越等地,讲学四十余年。戚兖、贡安国、梅守德、沈宠等宣城本地学者,也都曾有过科举出仕的经历,根本环境如下表。

宣城处所学者的仕宦等相关环境简表:

可见“志学三教师”均从前求学,沿用了阳明一派以“经师入仕”的传统,厥后不单曾担当官职,而且都热衷于宦所及闾阎的讲学奇迹,致仕后更以讲明理学为己任,多有著作传世,贡安国倡学“四十余年”, 至死不倦。

2. 明末,宣城讲学再度鼓起,而与上次不同,此次首倡讲学的是平民阶层,到场讲学的多是地方宗族的儒生,讲学内容偏重于宗族及乡约建设。章氏宗族“聚族瞻听,蒸蒸然多善类”,陈九龙本身也说:“余自金陵来倡道于兹,至则蒋山徐兄首诣,一谈而欢洽,后子若侄滔滔而至”。此时宣城讲学已落空官府与处所官绅的支撑,而平民阶层发起讲学更应切近生活实用,为布衣接管。陈九龙发挥泰州学派面向黎民阶层的特点,夸大经世致用并致力于宗族内创造落实幻想的机制。他在讲学中正视“治生”之事,觉得“世皆以治生小事略过,予以此处不理非经济实学也”,“本富为上,末富次之,不自摒挡而望人周恤非计也”,他虽认为有本末之分,但人首先要自主,使他的讲学内容越发现实,更切合布衣的必要。陈九龙对徐氏宗族说“我为尔徐计谋,如遵圣谕以明大道,使邻里乡党投诚向化,谁云虽善不尊!本乡约以道陋习,令老小尊卑守己安分,谁云徒法不行?……爰为之申其约曰:风不能向人维也,必人之自向风也。果人人自维自风,则大师不待人风人维,岂维徐氏家风是振,将乡国天下皆从风而靡。”表现出其依靠讲会乡约、振作宗族民俗来维持地方管理的政办抱负。

泾县水西山

3. 宣城讲学不仅对“亲信”之说进行了继承,并且对其有新的阐扬。从师承上看,宣城讲会是阳明心学在南中地区的一分支,在建议阶段首要受浙中学派王畿、钱德洪的影响比较大;在壮盛时期,泰州学派传人罗汝芳的讲学于前有所差别,而明末陈履祥为“罗门门生”,连气儿撒播泰州之学。戚兖、贡安国、梅守德、沈宠师承关系比力复杂,至少追随过两个以上教员讲学,但他们都曾师事王畿。戚兖师从王畿七八年,成为宣城讲学奠基者,宣城心学奠定者梅守德“尝从王龙溪先生讲学金陵者有年”,与王畿交往最深。王畿十分体谅宣城讲学,对付罗汝芳在宁国府大兴讲学,固然肯定,但言中提醒其学生要谨慎,“近溪兄主盟一方,吾道尤幸,闻提省人颇涉禅家因果,……亦或不可以不慎也”。“王学”分辨学派之间的划分仍旧存在。

事实上,宣城当地的学者与罗汝芳的互助也仅限于兴办讲学之事上,而在讲学内容的分歧上仿照留存。戚衮讲学,“每教人心体力行,其以政为学,以学为政,……以不自欺为入门,以自慊为极”;贡安国常教育学生“务求实得,毋事空言”;梅守德“以四处体认为真修,以管事当理为应用,以伦常物则为本家,以反躬笃践为实地”,他们联合自身仕宦必要,更加注意学养与经时致用。沈懋学(沈宠之子,1577年状元)当时为诸生,常常参预罗汝芳讲学,沈懋学厥后说:“顾时所谓学……卒流禅语,漫不求知”,他对于讲学者流于空疏不克赞许,这也是“宣城心学”后继乏人的一个重要原由。

总之,作为地方心学派其在连气儿“阳明心学”的根基上,讲学内容跟着社会环境的变幻成长,越发注意“亲民”、“安百姓”及“赤子日用之道”,突出“笃行”、“体用”。

心学的撒播对宣城地域文化的形成孕育重大影响。心学撒布首要依靠讲学运动,促进了全国各地一些着名学者、文人的来去交流,开启了思维文化成长的新场合,随着地方学者不绝涌现,使宣城恒久的文化积淀释放出来,其影响一向持续到清初。

王畿在《宛陵会语》中说:“(罗汝芳)既施化于六邑之人,复裒六邑之彦,聚于宛陵,给之以馆饩,陶之以礼乐,六邑之风,蹶然震惊”,这使得宣城文化之风大振。经由讲会为宣城培养了一批具有影响的学者,“郡邑庠生侍,坐听之人各感动,此中立志鼓起者如沈子懋学、徐子大任、萧子彦、詹子沂、赵子士登、郭子忠信等百余人”,个中除了萧彦、赵士登为泾县人,其余是宣城人。他们厥后大多科举入仕,沈懋学1577年中进士第一名,授翰林修撰,徐大任1568年进士,詹沂1571年进士,赵士登1580年进士,使宣城科举兴盛一时。

李圣华先生在《论宣城派》一文中认为:心学在宣城的流传与清初“宣城诗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成为清初独立文坛的“宣城诗派”论学的一大源头。其代表人物施闰章以发扬“理学”为己任,论诗以“学”为本,欲合学问与诗歌为一,正是延续明中叶以来宣城讲学的传统。总地看来,从明嘉靖中期至清乾隆中期约莫200年时间内,正是宣城地区文化形成和大放色泽的时期,在科举、诗歌、戏剧、绘画、天文及数学等领域颇有确立,涌现出一批闻名全国的文化人物,这与心学在宣城的撒布、滋养有着亲昵的关联。

(作者系合肥财产大学副教授,宣都邑汗青文化研究会理事)返回搜狐,审查更多

责任编纂:

上一篇:淮南女子用几十元钱网购衣服一个月后却因衣服损失上万元 上一篇:黄山市人民医院新综合楼启用新增680张床位

您可能也感兴趣:

特荐文章

凤凰网安徽特约评论员方启华新书出版发行

图文欣赏